短期操作更适合那些有较高风险承受能力和较强的市场分析能力的投资者。短期操作通常涉及高频交易，利用市场的波动进行买卖，以追求快速的利润。这种操作风险较高，需要投资者有良好的市场触觉和决策能力。短期操作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高的回报，但也伴随着较大的风险。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季度论坛（2023年中期）（总第63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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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摆脱短缺经济时代以来，需求不足便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近年来中国经济重供给、轻需求的增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疫情以来，需求进一步收缩，到了今年，疤痕效应之下需求低迷已经到了较为严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既要西医式“靶向疗法”，聚焦经济修复痛点、难点，有病治病，在短期内实施逆周期操作予以应对，又要结合中医式“固本培元”，通过中长期的政策调整促进消费和内需的稳定和扩大。

一、需求不足全面显现，警惕资产价格下行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

当前需求不足的问题已经到了较为全面和严峻的地步，并且已经影响到了信心的恢复和生产的稳定，稳定需求成为促进经济修复的头等大事。

（一）消费、融资及投资三大领域的需求不足同时凸显

内外消费需求持续偏弱。2008年以来的逆周期调控政策主要是以刺激投资为主，而投资从短期看是需求，长期看是供给、是生产，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政策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作用于供给端，而非消费端。同时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疫情使得居民收入增速斜率进一步放缓，抑制了国内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重构的步伐，产业链重构与迁移的过程中，原有的国际消费市场结构受到冲击，我国部分消费市场流失，对我国的外需消费实际上带来了一定挑战。

融资需求不足凸显的同时，投资需求放缓的压力也在加大。当前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扩表意愿不强，融资需求总体来看低迷，表现为M2与社融增速剪刀差持续位于较高水平，需警惕“贷款人消失”的问题。从投资需求来看，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房地产投资回落是民间投资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投资不足不仅体现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同样如此。土地财政弱化，政府财政收支压力较大，也会间接影响到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进一步加大基建投资的支出压力。

（二）需求不足之下，消费价格和资产价格走弱，加剧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

根据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在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之后，负债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严重缩水，而负债端价值不变，使得居民和企业面临资不抵债的境地，微观主体的目标会由“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在一致性预期下，有可能会导致“合成谬误”，导致经济体陷入持久衰退，即“资产负债表衰退”。

今年以来我国CPI保持低位、PPI降幅走扩，生产及消费价格走弱。需警惕价格持续低迷的情况向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蔓延，加大金融领域风险，特别是需要警惕美国、日本在资产泡沫破裂后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我认为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议，是比较经典的经济学范式的文件，房地产是放到金融风险里谈的，看到了房地产问题的本质。

二、借鉴西医“靶向疗法”，积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改善需求不足

在需求不足的“症状”已经非常明确，并且还有可能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需要采取“西医”的方法，精准施策，短期内有效改善需求疲软的问题。如果当前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给经济修复提供一个“缓冲期”，就不能解决中长期问题，短期扩需求政策需应出尽出、能出早出。

居民部门在疫情中受到的冲击较大，而为居民部门纾困的宏观政策却较少，甚至空白。建议适当发放现金补贴，补充居民收入，参考此前发放现金补贴的国家经验，可采取分批次以现金的形式向居民发放，促进消费需求改善。对于企业部门，特别是受疫情冲击和政策调整影响较大的行业与企业，应当避免收缩性政策的进一步出台，并且需要进一步利用减税降费等财政政策，以及降息等货币政策手段降低企业成本，帮助企业利润修复，避免民间投资持续下滑。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房地产领域已经出现了资产价格下滑的现象，我的一个判断是，以往我们对于资产价格下行所做的压力测试不够。参考日本经验，尽管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私营部门陷入困境，资产价格急剧下跌，但由于政府部门的及时介入，财政政策大幅宽松，政府借款大幅增加，从而阻止了日本GDP显著下滑。因此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适当加大财政政策刺激力度，以期避免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困境。

三、运用中医式“固本培元”，在中长期内与民休养生息

在传统上，当大规模的天灾、战争，以及朝代更替过后，我国古代社会一般会奉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三年疫情对社会、民众均带来了较大冲击，疤痕效应显著，微观主体需要较长的修复期。古已有之的修养生息政策，实际上是一种促进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传统智慧。

从当下看，首先是减税降费的政策需要长期坚持。虽然近年来财政收支压力较大，但只有税源和税基稳定、增长、繁荣，财政的修复和增长才可持续。特别是税收征收的力度和强度要克制，避免在财政压力较大的状况下竭泽而渔。其次是需要充分考虑重大项目的投资效率，如果优质项目短缺、投资效率下行，可以将部分资金直接用于需求端，改善民生、促进消费。

除此之外，稳定预期特别是要防止社会思潮的冲击，全力推进市场化的经济复苏、焕发民间力量。当前民营企业等微观主体信心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了社会思潮的冲击，如“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对“两个毫不动摇”的各种错误解读，等等。尽管中央层面一再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但在部分领域一些极端思想仍存在，相关部门需引起重视。此外，政府工作要回归到稳定秩序、维持秩序、保障民生上来，继续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和决定性作用，做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让民间力量焕发出来。

最后，不要把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建议将GDP作为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关于经济增速和质量的问题，我不太赞成把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中国经济经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之后，才迎来迈入高质量发展时期，保持一定增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高质量的发展和创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在当前经济弱复苏背景下，在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创新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水平进而保障基本民生和就业同样十分重要。建议在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中，仍将GDP增速置于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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